夏商时，从尧帝、舜帝至夏朝，均置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。而商朝置爵三等，分别是公、侯、伯，无子、男二等。到了周代，分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，均世袭罔替，封地均称国，在封国内行使统治权。各诸侯国内，置卿、大夫、士等爵位，楚国等置执圭、执帛等爵。卿、大夫有封邑，对封邑也可以行使统治权、唯受命于诸侯。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普遍废除了卿大夫的采邑制度而实行郡县制，出现了有别于之前卿大夫的封爵，如通侯、君等。这些新设的封爵有大小不等的食邑，但不能世袭。

秦朝，继续使用自商鞅变法后定下的自公士至彻侯二十等爵，专门用以赏功。彻侯食县，其他诸爵得食俸禄如官吏。西汉，沿用秦二十等爵，另增设王爵。初，王爵有功臣得之者，高祖时诛伐殆尽。此后，王爵仅皇族可得。早期的诸侯王国大者列郡数十，小的也有数郡，皆由诸侯王自治其国，汉廷仅为之置太傅而已，其余丞相、内史、中尉、御史大夫之类皆王自置。经过七国之乱和汉武帝下推恩令、汉成帝绥和元年改制，诸王仅得食本国租税，不得预国政。尽废内史、御史大夫、郎中令、廷尉、宗正、太仆等与汉朝设置相同的官称，改丞相为相，治事如郡太守，令中尉治事如郡都尉。自此，王国与列郡无异。东汉王国制度与西汉后期一致，国与郡等，唯改太守为相、都尉为中尉，另置傅领王府事。西汉初大封功臣，受封列侯(避汉武帝刘彻讳，改彻侯为列侯)者一百四十三。列侯封地称国。侯国大者数万户、小者五百户。侯国置国相如县令，受命于所在郡守。列侯自置家丞、庶子、门大夫、洗马、行人等官治府事。列侯居京师则主爵中尉领之，就国则郡太守时时巡察之。东汉侯制与西汉无别，唯侯国较小，大者不过四县、小者有仅食一亭者，东汉末年，曹操在列侯、关内侯下置名号侯十八级，关中侯十七级，关外侯十六级，五大夫侯十五级，以当时蜀、吴两国所辖邑名封之，受爵者无从收取租税，开后世虚封先河。汉武帝时，为筹措战费，令卖二十等爵(关内侯以下)，致使二十等爵为人所轻。于是为将士立功者另设武功爵十一等(一级造士，二级闲舆卫，三级良士，四级元戎士，五级官首，六级秉铎，七级千夫，八级乐卿，九级执戎，十级政戾庶长，十一级军卫)，后亦卖之。

曹操废二十等爵、武功爵等所谓赐爵。魏文帝黄初年间，定爵制为九等：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县侯、乡侯、关内侯。王爵至男爵皆有国号、封地，县侯以下无封地而有租税。九等爵之外，曹操创立的名号侯、关中侯、关外侯、五大夫侯作为赐爵保留，仍无封、无食。魏制：皇子封王，王之庶子封乡公，嗣王(非始封王者)之庶子封乡侯，公之庶子封亭伯；王国大者郡、小者县。西晋爵位非常繁复，设置了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开国郡公、开国县公、开国郡侯、开国县侯、开国侯、开国伯、开国子、开国男、乡侯、亭侯、关内侯、关外侯共十八级。王爵非皇子不封；公(郡公、县公)、侯(郡侯、县侯)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专封宗室；功臣封爵为“开国”诸爵及乡侯、亭侯、关内侯、关外侯。自先秦以来沿用的赐爵制度正式废止。西晋诸侯王与西汉初年诸侯王相类，得专制其国。案《晋书》记载，大国二万户，兵五千(置三军，中军二千，上下军各千五百)；次国一万户，兵三千(置上下两军，各千五百)；下国五千户，兵一千五百(置一军)。五等爵之公国之制同下等王国，侯国不满五千户，亦置一军，兵千人。其余诸爵与开国爵封地称国而封君不治国事，乡侯至关外侯无封邑。诸王子除嗣王外，依次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递降世袭。

南朝封爵沿袭东晋，唯封君对封国再失治权。陈朝增郡王爵、藩王爵。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始封五等爵，天赐元年废伯爵、男爵，后复之。除皇子外，功臣也得封王。景明元年定制：置王、开国郡公、散公、侯、散侯、伯、散伯、子、散子、男、散男，凡十一等。封国租税取率：王食半，公三分食一，侯伯四分食一，子男五分食一。封爵品级：王超品，开国郡公正一品，开国县公、散公从一品，开国县侯正二品，散侯从二品，开国县伯正三品，散伯从三品，开国县子正四品上阶，散子从四品下阶，开国县男正五品上阶，散男从五品下阶。官属：王至侯国等置官属。

北齐：置王爵与五等爵，王爵超品，其余诸爵视魏制各降一阶，诸爵皆开国置官属。

北周：初置开国公、开国侯、开国伯、开国子、开国男五等爵，后据《周礼》改制，置亲王、郡王、县王、国公、郡公、县公、县侯、县伯、县子、县男、乡男十一等爵。

隋文帝置国王、郡王、国公、郡公、县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九等；隋炀帝留王、公、侯三等爵，其余均废止。

唐朝，分亲王、嗣王(承袭亲王的为嗣王)、郡王、国公、郡公、县公、郡侯、县侯、县男、县子。国公以下，均加开国字样，如鬃郡开国侯、鬃县开国子。唐朝的封爵有食邑，但往往为虚封，唯加实封者可以享有所封地的租税收入(后改为领取俸禄)。

宋朝封爵制度基本上同唐制。魏晋至宋，封爵的承袭分为世袭罔替、世袭两种，前者在承袭时按原爵承袭，后者承袭的时候要比照被承袭者的爵位降一等承袭。宋朝无世袭罔替的例子。除世袭爵位外，很多封爵只是终身爵，身死爵除。宋朝依唐制保留封君食邑，自一万户到二百户，共十四等。食邑数字只是虚衔，唯食实封才可以领取相应的补贴。实封最多千户，少者百户，每户每月折钱二十五文，随官俸发给，可知宋朝的封爵收入颇低。

元朝，王爵唯皇族、蒙古贵族可封，宗室封亲王、远支宗亲与贵族封国王。其余国公等爵封赐甚滥。

明朝，王爵为皇族专享(开国诸大将死后有追封郡王者)，皇族封爵均世袭罔替：亲王嫡长子年十岁立王世子，长孙立为世孙；诸子年十岁，则封为郡王；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；嫡长孙则授长孙；诸子则授镇国将军；孙辅国将军；曾孙奉国将军；四世孙镇国中尉；五世孙辅国中尉；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。亲王岁禄万石，郡王二千石，镇国将军千石，辅国将军八百石，奉国将军六百石，镇国中尉四百石，辅国中尉三百石，奉国中尉二百石。由于这种世袭罔替的制度，导致后来出现举国一岁之入不能偿宗室岁禄的局面，远支宗亲将军、中尉甚至有故意犯罪入狱求饱者。另有公、侯、伯三等爵专授功臣，三等爵只能世袭，也有终身者。

清朝的爵位分宗室、功臣两种。宗室爵主要有和硕亲王、多罗郡王、多罗贝勒、固山贝子、奉恩镇国公、奉恩辅国公、不入八分镇国公、不入八分辅国公、一至三等镇国将军、一至三等辅国将军、一至三等奉国将军、奉恩将军共十二级，奉恩辅国公之前八等称入八分公，与之后的不入八分镇国公、不入八分辅国公等爵位不同。册封嫡子共二级，分别为世子(亲王嫡子)、与长子(郡王嫡子)。除了清初受封的八大铁帽子王，礼亲王代善、郑亲王济尔哈朗、睿亲王多尔衮、豫亲王多铎、肃亲王豪格、承泽亲王硕塞、克勤郡王岳托、和顺承郡王勒克德浑，以及后来的雍正时怡亲王胤祥、同治时恭亲王奕、光绪时醇亲王奕譞、庆亲王奕劻共十二个王可以世袭罔替外，其余宗亲世爵只能世袭。

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领导者。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，人们对君王的称呼有所不同。比如夏商周时，人们以“后”、“王”、“天子”、“天王”等来称呼君王。战国时期，“皇”或“帝”成为了人们惯用的对君王的称呼。等到秦王嬴政吞并六国一统天下时，他觉得自己“德高三皇，功过五帝”，所以称自己为“皇帝”，开始了秦朝的统治。自此开始，直到辛亥革命为止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中国国君一直被称为“皇帝”。在少数民族中，匈奴称首领被称为“单于”，首领的妻子为“阏氏”。其余的乌孙称国王为“昆莫”，高车称国王为“侯娄訇勒”，吐蕃称“赞普”，鲜卑、柔然、突厥、回纥、契丹、蒙古等则称“可汗”，简称“汗”。

古代的中国没有桌椅，人们通常是席地而坐。其中先铺上房间那么大小的席子叫“筵”，每个人坐的小垫子叫“席”。每当古人进屋，他们先脱鞋，再走过筵，最后坐在席上。当今广东人经常将“埋位”称为“入席”，便是古代中国席地而坐的遗风。古时客人入席时有客座，而主人中的长辈独自坐的正位被称为主席。中国人发明了“主席”一词，随后流传到世界各地。清朝末期留学生又将“主席”一词引回中国。不过，西方较早有凳子和椅子，他们也没有席地而坐的习俗，把“主席”翻译成外文，便由坐在主家席位，译成“椅上人”(Chairman)了。这也符合外国古代习惯，他们古时宴请或开会，主持之人坐于高背大椅，其他客人坐于长凳，同中国的主席客席吻合。中国席地而坐历史很长，但真正有椅子，最早记载在唐代。

“太上皇”的称谓最早源于秦始皇，当年他曾经追尊自己的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，不过历史上真正最先当上太上皇的是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太公。秦朝末年，楚汉争霸，刘邦在与项羽的较量中最终得胜，西楚霸王项羽最终自刎乌江。刘邦当上皇帝后，每天都要前去参拜自己的老父亲。有一天，当他如同往常再去拜访时，只见父亲身穿旧袄，手拿扫帚，对儿子毕恭毕敬。这让刘邦很是为难，急忙上前搀扶父亲，而父亲却连连后退。刘太公说：“您贵为天子，谁敢不敬？我虽然是您的父亲，也只是一个平头百姓，平头百姓不敬皇帝，是要被杀头的。我也不想为这事坏了天下的法纪。”刘邦为此苦恼不已，究竟怎样才能即使自己得到尊重又对父亲不失礼度。后来，一位大臣得知汉高祖刘邦的烦心事后，便上奏建议刘邦效仿秦始皇，尊称父亲为“太上皇”。刘邦听后喜出望外，马上进行大典，封父亲刘太公为“太上皇”。从此皇帝的父被称为“太上皇”，历代一直沿袭下来。

众所周知，古代封建社会的臣子们称皇帝为“陛下”。“陛下”一词本来是既指宫殿的台阶，又特指皇帝座前的台阶。皇帝临朝时，“陛”的两侧要有近臣执兵刃站列，以防不测和显示威风。群臣常常不能直接对皇帝说话，而要由站在“陛下”的侍卫者转达，以示皇权的崇高。司马迁的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今陛下兴义兵，诛残贼，平定天下，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，自上古以来未尝有，五帝所不及。”这是古代历史文献中首次提到“陛下”。随后，它便成为人们对皇帝的直接称呼，以表示对皇帝的尊敬。

谥号是古代统治者或者有地位的人士去世后，为了褒善贬恶，朝廷对他们生平给予的称号。远古的中国早在周朝和春秋时期便广泛实行谥法制度，到了秦始皇他认为谥号有“子议父、臣议君”的嫌疑。直到西汉时期，谥号制度才得以恢复。对于谥号的称谓，谥法均有规定。其大致分为三类：其中属表扬的有文、武、景、烈、昭、穆等；属批评的有：炀、厉、灵等；属同情的有：哀、怀、愍、悼等。后来，人们为了表示对罪恶滔天的皇帝的憎恨，还提出了恶谥的称谓。比较典型的是周厉王。其中“厉”字的含义为杀戮成性、陷害无辜。谥法制度的要点体现在两个方面：首先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，其次谥号要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。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，由即位皇帝宣布，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。谥号带有评判性，基本上等于盖棺定论。

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，一般认为，庙号起源于商朝，如太甲为太宗、太戊为中宗、武丁为高宗(成汤有可能是太祖)。庙号最初非常严格，按照“祖有功而宗有德”的标准，开国君主一般是祖、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。

称字是古人幼时的命名，古人每当男女成年即男达到20岁、女达到15岁时便取字，其中字和名在意义上有着相关的联系。其中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，对平辈或尊辈称字出于礼貌和尊敬。比如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又名为屈平，文学家司马迁又叫司马子长，田园诗人陶渊明又名为陶元亮，“诗圣”李白名为李太白，“诗圣”杜甫为杜子美。唐宋八大文学家中，韩愈为韩退之，柳宗元为柳子厚，欧阳修为欧阳永叔。